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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6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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儿免他车份儿的事,文三儿则闭口不谈。当区政府的工作人员为孙二爷的定罪问题征求大伙意见时,大家异口同声地表示:毙了算啦!

结果孙二爷就真的被枪毙了,罪名是流氓恶霸。

没过多少日子,那来顺由于对敌斗争坚决,被作为工人骨干调到一家工厂与资本家做斗争去了。

文三儿还在一个建筑工地上见过白连旗和德子,这两位爷正灰头土脸地给人家当小工呢,文三儿寻思,这就对了,新社会可不养闲人,八旗子弟怎么着?您凑合着筛沙子吧。

文三儿接下来的日子过得很平淡,抗美援朝战争、“三反五反”运动、社会主义改造运动……这些运动似乎和一个车夫没有太大关系,只有一件事使文三儿一直耿耿于怀。1956年公私合营,文三儿加入了街道办事处下属的企业——货运联社,成了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职工,每月工资四十二元。这倒是件好事,旱涝保收,干多干少都是四十二元,比起新中国成立前饥一顿饱一顿的强多了,唯一使他痛心疾首的是,徐金戈送他的洋车稀里糊涂成了公产,文三儿为此心疼得失眠好几夜,幸亏第二年联社统一淘汰了人力车,全部换成脚踏平板三轮车,文三儿的心里才恢复了平衡。

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爆发时,文三儿整好六十五岁,按他的年龄五年前就可以退休,但文三儿考虑到退休后的收入会减少,再加上身体也不错,所以就没办退休手续。

对“文化大革命”的认识,文三儿和那些狂热的青年学生没什么两样,只是觉得日子过得太平淡,提不起精神来,这时猛不丁地来场运动也是件挺热闹的事儿,不仅是以前的一切章程都不作数了,而且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被揪了出来,正撅着腚挨斗呢。

文三儿感到很兴奋,有一次他从绒线胡同经过,看见红卫兵正在斗争一个胖子,据说此人是个资本家,文三儿停下三轮车冲进人群,照那胖子的屁股上猛踹了一脚,胖子摔了个嘴啃泥,文三儿由于用力过猛,一时收不住脚,也跟着一头栽倒,把嘴唇都磕破了,靠两个红卫兵小将帮忙才站了起来。

文三儿的举动引来围观人群的一阵喝彩,一位女红卫兵还夸奖了他,这位老大爷觉悟真高,在旧社会一定是个苦大仇深的人。文三儿在众人的称赞中凯旋般地骑车离去,心里很是受用。这些批斗会使文三儿有了一定的感悟,幸亏自己是个穷人,这年月当个穷人好处实在太多了,至少是没人惦记你,算计你,一个穷人就像一颗不起眼的沙粒,一旦掉进沙堆里别人想找也找不着,文三儿觉得自己算是悟明白了。

唯一使文三儿不习惯的是,联运社也增加了“天天读”的新规矩,每天出车之前要集体学习一个小时,主要是学习“老三篇”。上级要求每个人都达到倒背如流的程度,两个星期以后领导要亲自来考核,必须人人过关,这可难坏了文三儿等人。联社里共有职工四十一人,最年轻的也有五十多岁了,基本上都是文盲或半文盲,别说是背诵文章,就是会写名字的也没几个。既然是上级派下的任务,大家只好硬着头皮死记硬背,不然交不了账。

天地良心,文三儿在这两个星期中连酒都没敢喝,他确实下了功夫,连蹬三轮车的时候嘴里还唠叨着: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、新四军……但文三儿脑子里像是灌满了糨子,越搅和越稠,最后又终归一片混沌,他彻底地放弃了这项政治任务,按文三儿自己的话说,叫“该死屌朝上,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”。

两个星期后,文三儿遭到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迎头痛击。

那天照例是“天天读”,联社里号称最有文化的梁宝才结结巴巴读了一段《人民日报》,大伙对梁宝才的朗读水平大为不满,众口一词地说,你是他妈的什么狗屁秀才?把哥儿几个念得都快迷糊着啦。其实这怨不得梁宝才,他统共才念了一年小学,能把文章结结巴巴念下来已经很不错了。大家正吵闹着,只见文三儿像火烧屁股似的蹦了起来,手忙脚乱地解开裤腰带脱下裤子。原来文三儿刚才打了个盹儿,一不留神把手里的烟掉在裤裆上,直到燃烧的烟头烧穿裤子烫到皮肉才惊醒。伙计们都幸灾乐祸地大笑起来,梁宝才突然发现文三儿的内裤有点儿特别,仔细一看,原来文三儿的内裤是用几个红卫兵袖章拼接而成的,更可乐的是,这些袖章竟分别属于不同的造反派组织,正面是“毛泽东主义红卫兵”,左右两瓣屁股分别是“井冈山造反团”和“千钧棒战斗队”,这条奇异的裤衩把大家笑岔了气。

文三儿坦然解释道:“我们街坊家二小子是什么造反团的头儿,这种‘红箍儿’有的是,那天这小子往家扛了一麻袋,我说,老二呀,把你那红箍儿给我几个,老二往麻袋里抓了一把给我,我一数有二十多个,好好的布料挂胳膊上多可惜?咱得派上用场,我求对门老胡头的儿媳妇做了几条裤衩,你还别说,除了颜色花点儿,穿着还挺舒坦。”

梁宝才说:“这叫紧跟形势,如今讲究‘红海洋’,您瞅瞅大街上,院墙上,电线杆子上都拿红油漆写上标语了,我还琢磨呢,赶明儿咱们都得穿红大褂儿,这不,还是文三儿觉悟高,连裤衩都成‘红海洋’啦。”

文三儿边穿裤子边得意地问:“哥儿几个,知道什么叫‘四红’吗?告诉你们,叫庙里门儿,火烧云儿,宰猪的刀子,语录皮儿。”

学习组长郑振亭说:“哟嗬,咱文三儿有学问啊,还知道‘四红’呢?要说论‘四’,你文三儿可差着行市呢,我得教教你,知道‘四绿’吗?是青草地,西瓜皮,王八盖子邮电局。怎么样?还有‘四白’,洋白面,雪花糖,妞儿的屁股大白羊。”

文三儿笑道:“要说背‘老三篇’,文爷我承认不行,要论说片儿汤话,文爷我是状元,我教教你们,先说‘四硬’吧,顶门的闩,城墙的砖,光棍的鸡巴,在职的官。都够硬吧?再说‘四软’,新翻的地,刚添的坟,妞儿的肚子发面盆。还有‘四欢实’,河里的鱼,顺风骑,十八九的姑娘大叫驴……”

文三儿说得正起劲,没想到街道办事处分管联社的干部老于推门进来,他已经在门外听一会儿了,心里很气愤,这些乌七八糟的老家伙居然把“天天读”开成这样,简直是反动透顶,老于憋了一肚子气。

一见老于进来,一屋子人都不吭声了,文三儿更是傻了眼,他讪讪地坐下,又拿出一根烟讨好地递给老于。

老于一摆手拒绝了文三儿的烟,开门见山地问:“老文啊,‘老三篇’背得怎么样?”

“还……还行吧。”文三儿回答得很没底气。

“那你给我说说,白求恩是谁呀?”

“烧木炭的……是吧?”文三儿也不十分肯定。

“那张思德是谁?”

“外国人,不远万里来到中国……每天挖山不止……”

老于讽刺地说:“学得不错嘛,文三儿,您可真受累了。”

“哎哟,您客气了,领导才辛苦……”文三儿真诚地认为老于在表扬自己,赶紧谦虚几句。

“文三儿啊,你在旧社会也算是个穷苦人吧?那你就谈谈新旧社会有什么不同,再谈谈自己对共产党毛主席的认识。”老于和颜悦色地问。

文三儿挠挠头皮,迟疑地说:“要说……要说有什么不一样,也就是……旧社会我拉车用两条腿儿跑着,到了新社会……我蹬上三轮啦,不用跑了,可话又说回来,不是还得用两条腿儿蹬吗?三轮车总不能自个儿走吧?能自个儿走的那是摩托……旧社会咱拉车挣钱没准谱儿,有时一天能挣好几块,有时挣不着钱就得扛着。新社会呢……大伙儿吃大锅饭,都是四十二块钱,撑不着也饿不死,就是得算计着过日子,要不然顶不到月底……”

老于打断文三儿的唠叨:“我问你对毛主席、共产党的认识,你说说。”

“毛主席?毛主席好啊,那是大救星,要不是他老人家……我还拿不上这四十二块钱呢,可就是有一样……也不知道该说不该说?”

“你说嘛,知无不言,言者无罪,这是毛主席说的。”老于热情地鼓励道。

“我那辆洋车……可是我自个儿的,当年在虎坊桥‘西福星’车行花一百九十五块大洋买的,可……公私合营那年咋稀里糊涂就成了公家的啦?好嘛,那辆车本来姓文,才过了一宿,就他妈的改姓啦,不姓文了,改姓毛啦……”

老于突然翻了脸,他声色俱厉道:“文三儿,你不要再说了,这样吧,把你的车钥匙交出来,从今天起,你停职反省,等候组织上的处理。”

文三儿一时没闹明白“停职反省”的含意,他只当是老于给他派了新任务,不用干活儿了,他关心的是另外一个问题:“于同志,您的意思是……我不用出车了?那开支时扣不扣我工资?”

老于懒得和他扯淡,转身走了,文三儿再看看周围,伙计们早都溜得没影儿了。

文三儿还没来得及深刻“反省”,第二天就被拉去参加批斗会了。这类批斗会他参加过很多次,可这回不一样,文三儿被勒令站在台上,弯腰低头,身体必须弯到九十度或小于九十度,和他同时上台的还有三个人,都保持着这种奇异的姿势。文三儿用余光扫了一下两侧,突然惊奇地睁大眼睛,他发现左边站着的竟是京剧名角儿杨易臣。杨老板老了,头发胡子全白了,他穿着一身皱皱巴巴的灰布中山装,和当年穿着光鲜戏装,扎着背靠的那位名角儿判若两人。这时台下开始呼口号,按照姓名排列把被批斗的人“打倒”了一遍,文三儿这才听清楚,自己的罪名是“现行反革命分子”。革命群众对他的态度是:“现行反革命分子文三儿不投降就叫他灭亡!”

文三儿心说了,那我要是投降呢,这事儿是不是就算过去了?

按照程序,口号过后是各界代表上台发言,内容无非是揭发批判台上的人,至于文三儿的具体罪行他没顾得上听,倒是竖起耳朵仔细听了杨易臣的“罪状”,大致是些“散布封资修流毒,到处种植大毒草,极端仇视社会主义制度”等。文三儿感到很激动,他甚至觉得能和杨老板站在同一个台上完全是自己的造化。杨老板是谁?名角儿啊!当年杨老板一出《挑滑车》,平津两地无数戏迷为之倾倒,平津有名的大饭庄都设有杨老板的专座,杨老板不到,座位永远空着,别人想坐坐,门儿也没有,甭管你多高的身份,如今文三儿能和杨老板肩并肩地站在台上,实在是高攀了。

此时台下的口号声如火山爆发,此起彼伏,大有山呼海啸之势,而文三儿却充耳不闻,只当是放屁,他密切观察着杨老板的一举一动,杨易臣低着头,眼睛半合,仿佛老僧入定一般。

文三儿不禁大为感慨,名角儿就是名角儿,那张脸生来就是为万人瞻仰的,杨老板才不管台下有多少人,多大的嗓门儿,人家早习惯了。当年杨老板扮《六五花洞》中的大法官,戏中一声:“领法旨呀!”台下顿时炸了窝,喝彩声震动全场,久久不息……今天台下虽说也挺热闹,但比起当年来可差远了。文三儿为杨老板感到很自豪,他甚至庆幸自己在“天天读”时胡说八道,继而感谢街道干部老于,若不是他帮忙,自己这辈子恐怕也没机会和杨老板站在同一个台上,总有一天,杨老板会回忆起今天,他遭难的时候是谁陪着呢?文三儿啊。想到这儿,文三儿不由得兴奋起来,他抬起头,面带微笑地注视着台下的人群,感觉自己也成了名角儿,正在登台献艺……

“啪”的一声,文三儿的后脑勺挨了重重一巴掌,有人呵斥道:“老实点儿,低头!”台下又响起了震天动地的口号声:“文三儿不低头就叫他灭亡!”文三儿哆嗦了一下,低下头去……

那段时间文三儿算是露了脸,参加过几次陪斗,成了全脱产人员,和专职干部的待遇没什么两样,可能是由于街道办事处劳资科的疏忽,他的工资发放居然没有受影响。按理说,凡属“牛鬼蛇神”都应该只发十二块钱生活费,为此文三儿总是偷着乐,觉得占了很大的便宜,他不觉得陪斗有什么丢脸的,无所谓嘛,反正他平时也没什么“脸面”,所以也没什么可“丢”的,这回稀里糊涂就成了“脱产人员”,不用干活儿还白拿着工资,这种好事可不常有。

倒是街道干部老于先明白过来,他发现文三儿总是主动请示:“今天去哪儿接受批判?”看他这意思好像不是去陪斗,而是去参加旅游,脸上没有半点儿沮丧的表情,倒是很有些亢奋,这使老于感到特别扭。领袖说过:“人民大众开心之日,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。”文三儿这狗东西不但没有一点儿难受的样子,怎么反而像吃了蜜蜂屎似的,比过年还兴奋?老于琢磨了很久才悟出点儿名堂,这小子本来就属于最底层的小人物,按北京话说,叫人嫌狗不待见。他什么都没有,因此也不可能失去什么,马克思那句话是怎么说的?“失去的只是锁链,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。”老于终于明白了,照这么说,这狗东西恶毒攻击了党和领袖之后,居然什么都没失去,还他妈的“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”?这简直美死他啦。

老于想明白了之后,文三儿又蹬上了三轮车,“脱产人员”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

徐金戈和文三儿的交往中断了二十五年后,又恢复了联系。比起二十五年前,文三儿的变化不大,除了面相上的衰老,他个人的生活、习性还是老样子,唯一不同的是文三儿有了一间自己的住房。1950年孙二爷被镇压后,“同和”车行的房产被充公,文三儿等几个常年住车行的车夫都被政府分配了住房,那时住房资源还不算紧张,文三儿也没觉得有间住房是多么了不起,可到了七十年代,住房紧张的问题就显露出来,文三儿的房子简直成了香饽饽,左邻右舍都盯着这间房,邻居们都认为文三儿简直太奢侈了,居然一个人住一间房,他凭什么?

文三儿的家徐金戈去过一次,那是间只有九平方米的破烂平房,睡觉的铺板是用四摞旧砖垫起来的,屋子的角落里有个破旧的衣柜,上面竟然缺了一扇门,文三儿四季的衣服都放在里面,还有一张桌子和一个长板凳,看破旧程度可能是从哪儿捡来的。

徐金戈问文三儿为什么不娶个媳妇。

文三儿回答:“我他妈连养自个儿都费劲,哪儿还养得起娘们儿?算了吧,还是一个人好,一人吃饱,全家不饿。”

1978年的一天,徐金戈接到通知,他被告知自己被选为区政协委员。他很奇怪,自己是个刑满释放人员,在政治上是个“贱民”,怎么突然成了区政协委员?要说是被“选上”的,自己除了认识个文三儿,谁会认识自己?既然谁都不认识,又如何被“选上”?谁选的?

徐金戈自从当上政协委员后,开会的时间多了,工作也比以前忙了许多,他有很久都没见过文三儿。一日徐金戈路过果子巷,忽听见有人叫徐爷,他发现文三儿坐在一家小酒馆靠窗的位子上,正向他招手。

徐金戈走进酒馆,因很久没见,想和文三儿聊聊。

文三儿喝酒的方式使徐金戈大吃一惊,他要的是九分钱一两的劣质白酒,没有下酒菜,他把桌上免费提供的酱油、醋倒进碗里,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打开,里面露出一颗光滑圆润的鹅卵石……徐金戈目瞪口呆地看着文三儿,不知他在搞什么名堂。只见文三儿把鹅卵石放进酱油里泡了一下,然后用筷子夹出放进嘴里嘬一嘬咸味儿,就一口酒喝下,又把鹅卵石重新泡进碗里。

徐金戈问:“文三儿啊,你怎么跟块石头干上啦,这是种新喝法呢,还是兜里没钱,买不起下酒菜?”

“不是月底了吗?没钱啦,离开支还有几天呢,先凑合着吧。”文三儿说着又咂巴起鹅卵石。

徐金戈要了一瓶“剑南春”和几个凉菜,对文三儿说:“别咂巴你那石头了,我请你。”

文三儿没动筷子,他神色黯然地说:“徐爷,我没脸吃您的,当年您送我一洋车,那是多大出手啊,一百九十五块大洋啊,搁现在能买辆摩托,可我没保住那辆车,给充公了,还不能说,说了就开批斗会……徐爷,我对不住您,您坐了二十五年大牢回来,照理说我该帮帮您,可我无能啊,自个儿都混不好,我他妈能帮谁呀……”文三儿说着眼圈都红了。

徐金戈安慰道:“别这么说,我徐金戈如今举目无亲,只有你这么一个故交,当年你两次救过我的命,是我欠你的情,不过我现在也没什么能力回报你,真的很惭愧,来,什么都不说了,咱们喝酒。”

文三儿喝下一杯“剑南春”,心情似乎好了起来,话也多了:“徐爷,您还记得方爷吧?头些日子我碰见他啦。”

“方景林,他还活着?”

“活着呢,就是活得不太好,也是坐了十年大牢,今年年初刚放出来。”

“怎么,他也坐牢了?不会吧,他可是个老革命呀。”

文三儿夹了一块猪耳朵放进嘴里:“新中国成立后我就没怎么见过他,可也是,人家当了大官儿,谁搭理我一臭拉车的?方爷先是公安分局的局长,到了‘文革’那年,方爷已经是市局的副局长啦,照理说方爷混到这份儿上不容易,可不知咋回事儿,六七年年底方爷被拿进大牢,一关就是十年,听说方爷是叛徒又是日本特务、国民党特务,罪过大了去啦。”

“文三儿啊,你拣重要的说,他现在怎么样?你怎么看见他的?”

“头前日子我帮煤站拉蜂窝煤,不是要过冬了吗,家家都得存点儿煤生火取暖呀,煤站的人忙不过来,办事处就叫我们联社去帮忙送煤,我负责教子胡同那一片,方爷被放出以后,上面说他的事儿还没完,不能分配工作,就暂时住在那儿,还真巧,方爷住的那个院离当年罗小姐死的那院只隔了一堵墙,是上面分配的还是方爷自个儿要求的我就不清楚了。那天我把煤往院门口一卸就打算走,我朝院里吼了一嗓子,谁要的煤?可自个儿看好了,回头丢了我可不负责。这时方爷端着块木板搬煤来了,他把蜂窝煤一块块码在木板上,再从院门口端到他住的小屋里,弄得自个儿跟煤黑子似的。我瞅着他眼熟,一琢磨,哎哟我的妈呀,这不是方爷嘛,他怎么住这儿来啦?我说方爷,您还认得我吗?方爷抬头看了看,一眼就认出了我,你是文三儿吧?您瞧瞧,记性真好,要么怎么说是当警察的呢。不像我,属耗子的,记吃不记打,什么事儿撂爪儿就忘。我说方爷,您还记得徐金戈徐爷吗?他也出来啦,您想见见吗?方爷说,哦,以后再说吧……”

徐金戈马上打断文三儿的话:“文三儿啊,你以后再看见方景林不要再提我的事,人家虽说也遭了难,可那都是共产党内部的事,和我这种人性质不一样,老方也有自己的难处,我们应该体谅才是。”

两人走出酒馆时,文三儿说要送送徐金戈,他用一块干净毯子铺在三轮车的平板上,请徐金戈坐上,然后蹬起了三轮车:“徐爷,您可能不知道,干我们这行的如今有了新称呼,叫板儿爷,我喜欢这称呼,好歹是爷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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