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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选择——长征中的红军领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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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4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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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古,原名秦邦宪,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1926年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。他聪明、用功,在苏联的4年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俄语。他早年曾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里学习过,英文讲得也不错。1930年5月,受共产国际的派遣回国。在1年多的时间里,先是担任青年团中央局书记,随后不久便担任中共中央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主要负责人。1934年1月,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,仍负总责。这个瘦瘦的、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的年轻人深深地陷进“左”倾机会主义的泥潭难以自拔。10年后他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说:

“在这个会议上(指遵义会议——本书作者注),我个人是不认识错误的,同时不了解错误,我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的错误,在军事指导上,有个别政策的错误,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,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。因为继续坚持错误,不承认错误,在这种情形下,遵义会议改变领导是正确的,必要的。我不但在遵义会议没有承认这个错误,而且我继续坚持这个错误,保持这个‘左’倾机会主义的观点、路线,一直到1935年底1936年初瓦窑堡会议……

“我个人在这个路线错误中的责任怎么样呢?在上海中央遭破坏以后,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人。当指定我做这个工作的时期,我并没有感到不能担任领导整个党这样的事情。相反的,当时背了相当多的包袱,反对李立三的英雄是一个包袱,李立三把我处分了,四中全会取消了我的处分,这时又洋洋得意,再加上四中全会后我在青年团做了一个时期的工作,少共国际的决议上,说我们的工作有成绩有进步,这又是一个包袱,说我领导团还行,难道就不能领导党?第二没有兢兢业业之心,丝毫没有对革命、对党、对人民有很严重的责任感。做了临时中央负责人以后,更发展自己品质的坏的方面,目空一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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